，已经上过了人间炼狱一般的战场，见识过了今天笑明天死的生活，所以，他现在已经不可能离开这一微不足的幸福，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刘博兼，你书读得比我多，我问你，”他轻轻地问，“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成功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不清楚。书读得再多的人也不清楚。也许十年，也许二十年，但总会成功的，”年长的人揽住他的肩膀，“问题来了――万一到时候你还年轻，我却是个糟老了，怎么办？”他温和地看向人，想象着伍秀泉四五十岁时候的脸：可能那双漂亮的睛旁起皱了，可能脸会胖了，可能嘴唇边上有两深深的纹……他想了这么多种可能，唯独没想过不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那我到时候就养你呗，”年轻人了睛，忙了一天，他有些困了，“反正到时候‘楼上楼，电灯电话’，肯定舒服得不得了；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就天天躺着，等我伺候你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好，好，”他被这种可能逗笑了，“好了。伍秀泉同志，天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你这脸还没洗净呢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夕阳已经快沉地平线了，远的山脉只留一轮朦胧的金光晕。伍秀泉拎着空枪和刘博兼从后台来，看见刚才那几个躺在草垛上的“白狗”战俘，正远远聚在一颗枯树底，像一群徘徊在大地上的，黑的幽灵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见到伍秀泉――这个白军士兵的演员――也只是一言不发地望着他。

        过了一阵，为首的那个人取他的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帽，接着，后边的士兵也学着他扯帽，扔在草上：“不打啦……”那个人远远地朝对面的这些红军喊，“阮不想和你们打啦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3.

       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，在如火如荼的大型建设中，江西曾经过这样一件大新闻：赣州某县城距新修的百货商场不远，挖了大约三百余枯骨。关于他们的份，一时间讨论很多。一些当地的老百姓认为，十有八九是日本鬼村扫时留的残暴痕迹；但经过专家的鉴定，这些尸坑的现又要早于日本人中原的时间。最后，由于缺乏各种证明份的材料，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起了，只当作混乱年代里无数的残忍故事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 首长也看过那个新闻。那段时间，他整个人变得很沉默。年末的一个午，我陪他去中央开会，会后他和时任总书记的古月同志两个人单独交谈了一阵。又过了几天，他交给秘书同志一封信，请他将这封信带给总书记的秘书。我不知这封信的容，更不可能去问，后面就慢慢把这件事忘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直到来年的夏之交，报纸上又刊登一条新闻，我才大概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条新闻刊登在报纸第三页的副版，在一个既不特别重要、又不特别轻视的位置。我还记得标题是：尘埃落定――记江西三百名“肃反”受害者被追认为烈士背后的故事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快交班了，但我依然站在原地把那条新闻读了好几遍。我是当兵的人，对于这样的故事常常同受，难过得很。一抬，首长也正沉重地盯着文上的纪念碑照片神，我便隐约觉得这件事（就像以前理西路军战俘问题时那样）也许与首长有些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 首长察觉到我的目光，回过神来：“小陈啊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看见我表难受，于是把报纸叠好、整齐地放在桌角上，温声对我说：“一九三三年，我也恰在中央苏区的模范团工作，算是历史的见证者，看到那个地名我一就想起来了――那个时候，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，许多无辜的、战士，因为一两句无心之言便被‘肃反’，打成了‘反党、反革命’，白白失去了命。”他叹了气，“所以，我想啊，我们是有必要为受害者恢复名誉、为家属提供补偿的；况且，很多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，这金钱上的补偿，对于他们被夺走的人生来说，又算得上什么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小陈同志，你还年轻，要记住――历史是重要的。”他凝重地看着我，“因为历史证明我们犯过错误，而人，始终都是容易忘记自己犯过错误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//

        时任红五军团政治主任的刘博兼同志被肃反委员会“请”走，并莫名认定他有“重大的反革命嫌疑”时，伍秀泉还在沙洲坝茅草棚搭成的教室里，教整齐坐成一排的小女娃们写自己的名字。

        李戈莉面凝重地从中央政治保卫局回来，把他拉教室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