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光晏殊、苏轼等有从商经历，商人家族本也不断地被士族接纳，成为婚娶的门选择。

当时那些个官员在培训完以后回临安开了个会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决定引淮南淮北的富商参与投资，帮忙分担风险。

他能囫囵看懂决议书在说什么，就自认为是已经全都看懂了。

这一系列的决策自然都是要过赵构的的，而赵构对此也没什么意见。

由宋国商人主要资、宋国官员参与的‘绍兴制造’，里面的经营者和投资者都是彻彻底底的宋人，但允许和其他企业行交易，并且可以雇佣临国商人或者工匠行指导。

之前定的三批汽车，有几十辆被改造成了供官员行和赶路的公用车，而其他的早已被派往各个防守重地，提防金国或者蒙古那边突然搞事。

西夏被他拱手送给了完颜雍，而对方居然也履行了诺言，将之前许诺的三地都送还了临安，以至于有少数臣已经开始提议迁都长安，离金临二虎都远一。

从唐朝到宋朝，‘工本农商末’的概念已经被彻底颠覆了。

和州、宣州、常州三地被选为了试验，而且临国于表示友好，愿意无偿的修筑构架五地的公路。

三企十业的计划。

分临国公司与政府共同运营着‘江银集团’，已经和宋国达成了第一轮的合作协议，开启了境外投资和小型工厂的建设。

让赵构不的，不是民商被拉来当‘冤大’，而是这些官员对‘开会’这件事越来越娴熟，可他从中本找不病来。

从前邓馆指‘行商坐贾、通货财，四民之益也。’

不光是士大夫广从于农桑之业，商人的份地位也在不断的提。

会议虽然在汉朝就已经有明确的概念了，但是直到赵构这一代，开会的意义仅仅是‘上位者传达命令给属’，并没有‘讨论’、‘决策’、‘反驳’之类的东西存在的必要。

自然是不可能的。

赵构一直这样方便的路，可是他们第一没有修路的技术，第二也造不汽车来。

所谓三企，成分和属都截然不同。

五州的位置颇有些像一个‘◇’，扬州在北，临安在南，中间便是和宣常三州。

如果孔来到宋朝，看到用用度、服饰装饰毫无阶级之分，百姓都可以穿紫衣红袍，恐怕又要哭一趟礼崩乐坏了。

原本临安与扬州就已经修筑了一条足够稳定安全的通路，附近两边都有禁止牲畜行人翻越的铁栅栏。

第三方，是宋临民资合营的‘隆兴制造’，算是组成最为复杂的一个存在。

但从临安迁都到长安实在是太远了……何况长安现在是边境，金兵随时都可以打过去。

商人不仅可以合法的参与科举跻仕宦，社会上也早就现了全民皆商的风尚。

赵构没有时光机，不知明清为什么要走重农抑商的那一套，在他的视角里，过去几十年里，早就有臣递了折，力述‘工商为本’的认知。

可是那些个官员在临国呆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已经开始熟悉并且适应会议程安排、会议度控制、数据分析和项目理，以及各种重视效率和解决问题的现代化会议系。

范仲淹也一早就提过‘吾商则何罪？君耻为邻’的抗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