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他们以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激烈方式。他被刘博兼得哭叫，汗、泪、，还有失禁的，一起淌床铺里，湿漉漉地贴着他的。他想开求饶，咙却嘶哑得说不一句完整的话来。刘博兼把他抱着，吻着，压在，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艘被击沉的战舰，正在海面上燃烧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博兼，”他趴在晃动的床板上，失神地喊，“刘博兼，我求你，别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他剩的话全被刘博兼的吻堵在了黑暗里。

        窗外升起朦胧的光，天快亮了。年轻人还在自己怀里睡着，而刘博兼知自己该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为伍秀泉掖好被角，无声地望了很久年轻人那张已经永远留伤疤的脸。最后，他只是在伍秀泉的额上留一个吻，便轻轻地起离开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门关上了。年轻人睁开了睛，泪从他的眶中涌来，洇了枕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起看着空掉的半张床铺和桌上涸的烛蜡，椅背上，那条灰的围巾还安静地搭在那里，而围巾的主人已经向着路的尽走远了。

        5.

        偶尔，首长会谈起长征。面对这段相当墨重彩的历史，他却显得很平静：“都过去了，现在的日好起来了。”他总这样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那个时候，后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，我们是白天打仗，夜里行军；加上粮草也供应不上，所以我的状况一直不太好。不过，竟然也就这么熬过来了。我们那时候全军上，很多人都生了重病。队伍从到尾，到都是得了疟疾痢疾、生疮溃烂的小战士，更不要说那些来了月经的女同志……

        “到陕北之前，我一直在发烧，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。等到夜行军的时候，天上有朦胧的月光照着，我们在面走着，周围的景象不停地变化，我就经常会现幻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幻觉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嗯，幻觉，”他摇摇，像是觉察到失言一般无奈地笑了笑，“都是些过去的人和事，没什么必要再提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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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自从渡过湘之后，伍秀泉就一直在生病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央纵队前行的速度很缓慢，为了躲避白军的追击，他们只能走最险窄的小路。西南之地多山，几乎没有什么平路，而一旦雨，湿的崖上便站不住人，有时一昼夜只能行军十几二十里。他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军行李，只靠每天一小蒲袋的粮本吃不饱――这即便是铁打的也会问题，何况他几乎没有一分钟不在担忧着留在赣南的刘博兼，神这样紧绷着，累倒也是迟早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开始，只是因为疲惫和营养不良导致的小风寒。后来，后方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边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后，他的病就又加重了，变成了反反复复的烧。随队的军医――也就是傅涟漳医生――由于缺少抗生素，也对此束手无策，只能叫他撑着。直到他们了黔北，攻了播州城，用了米粥和药给他吊着，才稍微养好了些。

        半年了，主力队从一开始的八万人减少到现在的三万人。赣南苏区和他们已经断了数月的联络，而他仍没有收到刘博兼的任何消息。夜行军的路上，每天都有战友在死去：他甚至不知自己是靠什么在持着――或许是又一次的，他的那种乐观主义神帮了他，才让他熬了这么久；然而即使是顽如伍秀泉，这样的意志力也快要耗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伍参谋，你先喝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不到十六岁的警卫员端来一个碗，递给正在行军帐篷的电台驼架旁等待前线电报的伍秀泉。